文章字號:

鄭志國:政治經濟學的五個創新點

  文章來源:《嶺南學刊》2019年第6期

  [摘要]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有五個創新點。1.勞動價值論通過實證研究可以證明:勞動總量和商品價值總量的長期變化趨勢保持一致;各行業勞動量和價值量占社會相應總量的比例變化保持一致。2.復雜勞動力價值構成與計算:社會平均養育費決定復雜勞動力價值大小差異。3.基于勞動力價值轉移的剩余價值生產:勞動力價值和生產資料價值一起轉移給產品,勞動力使用形成新價值即為剩余價值;生產勞動力消耗勞動時間,使用勞動力提供勞動時間,這兩部分勞動時間都是用勞動力生產其他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組成部分。4.國民經濟三大部類結構變化和協調發展:在兩大部類基礎上,把知識、勞動力和服務等非物質資料界定為第三部類,研究三大部類結構變化和協調發展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5.利潤率非平均化:不同部門勞動質量和效率有差異,生產資本專業化形成轉移障礙,需求變化抵消供給變化對利潤率的影響,各部門利潤率變化具有非平均化趨勢。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 勞動 價值 剩余價值  創新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注重創新,特別是基礎理論研究要有所突破。近年來發表或出版了不少政治經濟學論著,提出了一些創新原則和思路,但是有些研究人員尤其是青年學者似乎找不到創新方向和突破口。政治經濟學中哪些理論需要創新?怎樣創新?這些問題值得探討。本文提出政治經濟學的五個創新點,簡要說明創新問題、意義、思路、內容和方法。希望有更多人在這些創新點上開展研究,共同推動政治經濟學創新和發展。

  一、勞動價值論的實證研究

 ?。ㄒ唬┪侍?/p>

  歐洲古典經濟學家配第憑經驗估計和猜測,最早提出勞動決定價值的思想;[1]斯密等人主要是運用經驗估計和邏輯方法分析勞動價值關系。[2]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家關于勞動決定價值的思想,提出了極具創新意義的勞動二重性理論,[3]50-60采用具體分析與抽象分析相結合、歷史分析與邏輯分析相統一的方法,論證了勞動價值論,在此基礎上構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主流意見否定勞動價值論,代之以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雖然有不少西方學者贊成勞動價值論,但是在西方國家屬于非主流意見。不論是龐巴維克[4]和薩繆爾森[5]等人反對勞動價值論,還是米克[6]、斯威齊[7]等人贊成勞動價值論,所用的方法主要是邏輯分析和規范分析,缺乏實證分析。國內學者李翀[8]、白暴力[9]等人分別采用數學方法論證了勞動價值論,批駁了西方學者否定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程恩富等人以服務業為例,分析了勞動量與價值量的相關性。[10]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說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但是實證分析仍顯不足。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勞動價值論只能進行抽象分析,不能做實證研究[11]。筆者認為,勞動價值論不僅可做實證研究,而且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創新點。

  從勞動價值論原理可以作兩點推論:一是當社會范圍內勞動總體質量不變時,勞動總量(數量)和商品價值總量的長期變化趨勢保持一致;二是當各行業勞動總體質量相等或差別不大時,一個行業的勞動量占社會勞動總量的比例與該行業價值量占社會價值總量的比例變化保持一致。這“兩個一致”能否成立?非勞動要素是否也具有這種一致性?如果能夠通過實證分析對這兩個問題分別做出肯定和否定回答,那對勞動價值論是一種有力證明。

 ?。ǘ┥緇嶗投蛻唐芳壑檔募屏?/p>

  根據馬克思的研究,社會勞動是用時間單位計量的;商品價值可以分別用勞動時間單位和貨幣單位計量。現代社會商品價值多用貨幣單位計量,當單位貨幣所代表的勞動量保持不變時,計量價值的貨幣單位和勞動單位可以按一定比例相互折算,但是價值實體的原始計量單位是勞動時間。

  把一定時期社會范圍內從事各種商品生產的全部勞動時間統計加總,就是社會實際勞動總量。證明上述推論不要求社會實際勞動總量等于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只是看勞動總量和價值總量及其行業結構變化是否保持一致。以國家為考察范圍,在一定時期內,全體勞動者每年平均勞動的小時數是可以統計的,從事商品生產的勞動者人數乘以每年人均勞動時間,就是年度社會勞動總量。各種商品的價值都會表現為價格,當各種商品的產量一定時,根據它們的價格可以統計出價格總額。各種商品的價格會從高低不同方向偏離價值,在加總后正好相互抵消。實際上,一種商品的價格總額就是以貨幣單位計量的價值總額。對全國各種商品來說,由于一些商品被當作生產要素用于生產其他商品,前者價值會轉移給后者,直接把各種商品價值加起來會有大量重復計算。現行國民經濟核算方法通過統計各行業增加值或最終產品價值,加總后得到國內生產總值。這種核算方法從總產出中扣除了原材料等中間消耗價值,沒有扣除固定資產轉移價值,這部分價值仍屬于重復計算。從國內生產總值中扣除固定資產轉移價值,剩余部分為國內生產凈值,它能夠近似反映一定時期(年)社會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國內生產總值或凈值包含對全部服務業的核算或估算增加值,其中有些行業屬于上層建筑,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用來勞動價值論來分析是不創造價值的,只有從國內生產凈值中扣除這部分服務業估算增加值,剩余部分才能比較準確地反映社會勞動創造的價值。從中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相關統計資料來看,各年國內生產總值中包含的固定資產轉移價值和不創造價值的服務業估算價值所占比例不大,在分析社會勞動總量和價值總量的變化趨勢時,可以把國內生產總值當作價值總量的近似值。

 ?。ㄈ├投柿炕蚋叢映潭日鬯?/p>

  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勞動的質量或復雜程度有差異,同一時期的各種勞動數量加總后,不同勞動的復雜程度差異會相互抵消,因而社會勞動總量具有平均復雜程度。但是不同時期的勞動總體復雜程度仍會發生變化,除了個別年份會下降之外,勞動質量的長期變化趨勢是逐步提高。當社會范圍內的勞動質量提高后,通過增加產品數量、提高產品質量、開發適銷對路的新產品和提高勞動效率,能夠創造更多價值。只有把不同時期的勞動質量折算為相同質量或標準質量的勞動,才能對社會范圍內的勞動總量和價值總量變化進行比較分析。對不同時期的勞動質量可以用加權指數法進行折算:從勞動力素質、勞動效率、產品質量等方面選擇一系列實物指標,分別給予相應權重,對不同時期的勞動質量進行綜合評價;以某個年份的勞動質量為標準質量,把進行比較分析的相關年份的勞動質量折算為標準質量。例如,以2010年的勞動質量為標準質量,考核評價指數為100;如果2018年的勞動質量指數為120,那就表明2018年勞動質量同2010年相比提高了20%。

 ?。ㄋ模┥緇嶗投芰亢圖壑底芰考捌湫幸到峁溝某て詒浠魘?/p>

  既然商品價值由社會勞動決定,那么當社會范圍內不同時期的勞動質量不變時,價值總量和勞動總量變化趨勢應當保持一致。統計資料顯示,現代世界主要國家大多數年份的實際勞動總量增長幅度都低于價值總量增長幅度,這意味著勞動質量逐步提高。一般計算勞動總量未將變化后的勞動質量折算為標準勞動質量,所以勞動總量變化與價值總量變化不一致。只要把實際勞動折算為標準質量勞動,就會看到標準質量勞動總量和價值總量的變化保持一致。例如,以中國1999年的勞動質量為標準質量,2009年標準質量勞動總量增長169.15%,同期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165.75%,二者增幅高度一致。[12]

  當一個行業的勞動質量等于社會平均質量時,該行業的勞動量占社會勞動總量的比例與價值量占社會價值總量的比例應當保持一致。這一推論得到了統計資料的證明。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三次產業的勞動質量差異不大,各產業勞動量與價值量分別占社會相應總量比例的長期變化趨勢具有一致性。有些國家不同行業之間的勞動質量差異較大,那些勞動質量較低的行業價值量占社會價值總量的比例較低,行業勞動量占社會勞動總量的比例較高;相反,那些勞動質量較高的行業價值量占社會價值總量的比例較高,行業勞動量占社會勞動量的比例較低。這正好說明在價值決定中,較少的高質量勞動相當于較多的低質量勞動。

 ?。ㄎ澹┩戀?、資本等非勞動要素與商品價值量變化的比較分析

  如果非勞動要素和勞動一樣決定商品價值,那么它們的數量與商品價值量的變化也應當具有一致性。但是統計資料顯示,土地和資本數量與商品價值量變化沒有一致性。在分析資本數量與商品價值量的關系時,資本數量不能用價值指標,否則就會造成循環論證。由于社會范圍內勞動數量增加和質量提高引起新價值增加,通過不斷積累把新價值用于增加投資,所以價值總量與用價值指標計量的資本總量的增長保持一致,這實際上是價值總量與物化勞動總量保持一致變化的一種表現。由于實物資本形態千差萬別,無法用單一指標統計。從某些相同質量的機器設備來看,行業實物資本量與價值量分別占相應社會總量的變化缺乏一致性:有些行業的某些實物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高于行業價值量占社會價值總量的比例;還有些行業的這些實物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低于行業價值量占社會價值總量的比例。這就證明土地和資本等非勞動要素不是商品價值的決定因素。當然,它們對商品使用價值的形成直接和間接發揮必不可少的作用,因而會把自身價值轉移給產品。從宏觀層面看,效用總量和非勞動要素貢獻總量都是無法獨立核算統計的,如果借助價值指標統計效用總量和非勞動要素貢獻總量,即把一定時期的價值總量視為效用總量和要素貢獻總量,則無法證明價值是由效用或要素貢獻決定的。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都不能用統計資料加以證明,也沒有人做出經得起事實檢驗的實證分析。

  上述證明的難點是勞動質量折算,相關統計數據不易收集。在開放條件下,各國勞動量和價值量會相互影響。但是利用現有統計數據,按照上述步驟可以對勞動價值論進行實證研究。這種證明和邏輯分析、歷史分析結合起來,能夠充分證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同時排除非勞動要素充當價值決定因素的可能性。

  二、復雜勞動力價值構成與計算

 ?。ㄒ唬┪侍?/p>

  在經濟學說史上,馬克思提出勞動力商品理論極具原創性。他運用勞動價值論來分析勞動力價值,認為勞動力的價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也是由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馬克思考慮到勞動力世代繁衍和連續供給,對復雜勞動力價值構成有所分析,但是為簡便起見,他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假設勞動者個人已經存在,實際上把一個人在成長時期(就業之前)所消耗的各種費用排除他的勞動力價值之外,主要從勞動者就業之后維持自身生存、養育子女所需要的各種費用來計算勞動力價值。[3]199-200例如,某勞動者在成長時期所消耗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為40萬元,工作之后每年維持自身生存和養育子女所需要的各種費用為2萬元,勞動力的年價值就是2萬元,他在成長時期所消耗的40萬元未能計入勞動力價值。如果社會范圍內的各種勞動力都是簡單勞動力,任何人的單位量勞動力價值都相等,可以不考慮成長時期所消耗的各種費用。然而,現代社會各種勞動力的復雜程度和價值大小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主要取決于人們在成長時期接受不同程度學歷教育的費用。怎樣認識和計算復雜勞動力價值?這個問題需要從生產勞動力的全過程來研究。

  復雜勞動力價值和簡單勞動力價值的基本構成和計算方法應當是一樣的。一代人的勞動力價值究竟是由本代所消耗的各種費用構成,還是由本代所消耗的各種費用加上養育子女的費用構成?前代養育后代的費用是計入前代勞動力價值,還是計入后代勞動力價值?這個問題需要辨析。

 ?。ǘ┥投Φ牧礁黿錐魏屠投壑倒鉤傻牧礁霾糠?/p>

  人類作為地球上的一個生物物種,通過前代撫養后代而不斷繁衍。對一代人來說,生產或培養勞動力的全過程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成長時期,即一個人出生后在父輩撫養和社會培養下成長直到勞動力形成的過程;二是工作時期,即一個人開始就業工作直到退休的過程。在這兩個時期,家庭、個人、社會為培養勞動力要投入和消耗大量勞動,正是這些被消耗的勞動形成勞動力價值,并通過各種費用表現出來。同生產勞動力全過程兩個階段相對應,勞動力價值構成分為兩部分:第一,勞動者在成長時期的生活費用和接受各種學歷教育的費用,統稱養育費,它反映撫養勞動者所消耗的社會勞動;第二,勞動者在工作時期的生活費用和接受再教育的費用,統稱生活費,它反映維持和發展勞動者所消耗的社會勞動。從社會范圍來看,培養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力實際消耗的費用多少不等;培養相同復雜程度的勞動力因各人資質、努力和消費水平不同,實際消耗的各種費用多少也有差別。各人在上述兩個時期實際消耗的各種費用反映生產勞動力的個別勞動時間,分別稱為個別養育費和個別生活費。通過統計社會平均養育費和社會平均生活費,可以反映生產勞動力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計算出各種復雜程度不同的勞動力價值。

  一個人的勞動力價值應當包含他在工作時期維持正常生活所需要的費用,這部分費用通常按一定時間周期如年、月、日來計算。勞動者在成長時期所消耗的社會平均養育費是其勞動力價值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必須分攤到工作時期逐年消耗的勞動力之中,通過工資得到補償。假設某勞動者成長時期所消耗的社會平均養育費為40萬元,全部工作年限為40年,平均每年勞動力分攤1萬元;工作時期每年所需生活費為2萬元,則勞動力的年價值等于兩個組成部分之和,即3萬元。按這種方法計算,一代人的勞動力價值由他在成長時期所消耗的養育費和在工作時期所需要的生活費構成,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力價值大小差異主要通過養育費多少體現出來。

 ?。ㄈ└叢永投壑檔牟鉅旌圖撲惴椒?/p>

  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簡單勞動力和復雜勞動力的區分標準會發生變化。如果現代社會以高中畢業生為簡單勞動力,那么大學及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就屬于復雜勞動力。一個高中畢業生參加工作可以獲得收入,上大學接受教育從而培養復雜勞動力不僅沒有穩定工作收入,而且還要支付更多費用,自身付出多年的學習努力。大學生將自身已經形成的簡單勞動力用來培養復雜勞動力是一種自我投入,可以按同類簡單勞動力的平均收入來計算其自我投入價值,將其計入社會平均養育費。撇開個別例外的情況不說,一般勞動者接受的教育越多,他們的勞動力復雜程度及其培養費用就越高,因而勞動力價值就越大。所以說,各種復雜勞動力價值大小差別主要是由成長時期的社會平均養育費多少決定的。假設有三種復雜程度不同的勞動力,社會平均養育費分別為20萬元、40萬元和60萬元,他們在工作期間每年的生活費均為2萬元;再假設三種勞動力的工作年限都是40年,按平均速度分攤養育費,那么三種勞動力的年價值分別為2.5萬元、3萬元、3.5萬元。三種勞動力復雜程度不同,價值大小差異分明。

 ?。ㄋ模├投壑檔拇使叵?/p>

  當各種商品按特定單位或批次逐一被生產出來時,生產前一單位或批次商品的勞動時間不應包含生產后一個單位或批次商品的勞動時間。同樣道理,生產前代或父輩勞動力的勞動時間不應包含生產后代或子女勞動力的勞動時間。雖然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但是這種特殊性主要在于培養勞動力過程和它的使用價值是價值的源泉,而不在于它的價值決定同其他商品價值決定有什么實質區別。盡管子女養育費一般是由父輩支付,但是這些費用由子女消耗并用來生產其勞動力,因此應當計入子女勞動力價值。

  如果一代人在成長時期所消耗的養育費計入前代勞動力價值,他們的勞動力價值由工作時期所必需的各項費用構成,那就難以反映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力價值差別。誠然,各個勞動者工作時期的生活費有差異,當他們接受在職教育培訓時還會發生新的費用,養育子女的時間先后、數量及費用多少也不等,但是用人單位絕不會因為誰的生活費和子女養育費多,就承認誰的勞動力價值大,反之亦然。如果按社會平均水平來計算生活費和子女養育費,則不能反映各種勞動力價值大小差異。后代養育費通常由前代支付,如果計入前代勞動力價值,就不能再計入后代勞動力價值,因為同一部分費用不能分別計入兩代勞動力價值。在上面假設的三種復雜程度不同的勞動力中,如果三種勞動力的年價值分別由工作期間的生活費再加上養育子女的費用構成,那么三種勞動力作為一代人養育多少子女?子女接受何種水平的教育?養育費是多少?這些問題在三種勞動力初次就業時還不清楚,子女養育費尚未發生。究竟是按三種勞動力養育子女的平均費用來計算,還是按他們將來養育子女的實際費用來計算?如果按三種勞動力養育子女的平均費用來計算,那么平均生活費加上養育子女的平均費用,結果就會抹平復雜程度不同的勞動力價值;如果按三種勞動力將來養育子女的實際費用來計算,那么他們就業之初尚未養育子女,不知道實際養育費用是多少。如果估算一定量的子女養育費,那就可能出現種種不合理情況:一些人的勞動力復雜程度高,由于養育子女數量和費用少而勞動力價值??;另一些人的勞動力復雜程度低,由于養育子女數量和費用多而勞動力價值大。一代人的勞動力價值大小由他們養育子女的數量和費用來決定,顯然是不科學不合理的。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對任何一代人來說,他的勞動力價值都應當由本代成長時期的社會平均養育費和工作時期的社會平均生活費構成,而不是由本代在工作時期所消耗的生活費和養育后代的費用構成。由于一代人的勞動力價值大于本代工作時期維持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費用,通過勞動力交換所獲得的工資除了用于維持自身正常生活之外,還有一定結余,可以用來養育子女,當然也可以用于儲蓄或投資。不能因為勞動者用一部分工資來養育子女,就以為他的勞動力價值含有子女養育費,正像不能因為他把一部分工資用于儲蓄或投資,就以為他的勞動力價值含有一筆存款或投資一樣。

  深入研究勞動力價值構成和計算方法,可以完善勞動力商品理論,有助于說明市場經濟中的教育培訓和其他為勞動者服務的勞動如何創造價值,對制定工資標準和改革分配制度有一定現實意義。

  三、基于勞動力價值轉移的剩余價值生產

 ?。ㄒ唬┪侍?/p>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剩余價值理論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和勞動力商品理論基礎之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一樣成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生產的前提。按照馬克思的分析,產品價值由生產資料轉移的價值和工人勞動形成的新價值構成,其中新價值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工人為自己創造的價值即工資,另一部分是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的價值即剩余價值。為什么勞動力價值沒有轉移?勞動力價值和工人勞動創造的新價值是什么關系?怎樣認識基于勞動力價值轉移的剩余價值生產?這些問題需要以創新精神加以探討。

  國內有些專家認為,勞動力價值已經支付給工人并被用于維持生活和贍養家屬,所以不可能轉移到新產品上去。[13]按照這種看法的邏輯推論,生產資料的價值也已經支付給它的生產銷售者,其中一部分也會用于生活消費,為什么能夠全部轉移給產品呢?用馬克思的觀點來分析,凡是商品都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其中使用價值是商品滿足人的需要的屬性;價值則體現生產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決定交換比例,但是不能直接用來消費以維持生活和贍養家屬。任何商品的價值都不能離開它的使用價值而獨立存在和發揮作用,勞動力商品也不例外。如前所述,勞動力價值是在生產勞動力過程中形成的,由勞動者在成長時期所消耗的養育費和在工作時期所需要的生活費構成。當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通過交換被用來生產其他商品時,它的價值已經存在,是生產資本價值的組成部分。如果說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被買方或資本家用于生產剩余價值,它的價值卻被賣方或工人用于維持生活和贍養家屬,那就把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從時空上完全分開,當作兩種獨立發揮作用的物質,這不符合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原理。實際上,勞動力價值和工資是兩部分具有并存等價關系的價值,而不是直接同一關系。工人用勞動力換得工資,再從市場購買消費品來維持生活。不論工人怎樣用工資購買消費品來維持生活和贍養家屬,都不能否定勞動力價值轉移給新產品。

  上述問題似小實大。如果肯定勞動力價值轉移,那將是政治經濟學核心內容研究的重大突破,原來被當作定論的一些觀點需要重新認識,諸如價值增殖、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等概念都需要重新定義解釋。這樣能夠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將推動政治經濟學全面創新和發展,對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具有重大意義。

 ?。ǘ┦S嗉壑瞪豪投壑?、生產資料價值轉移和新價值形成

  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都成為商品的條件下,二者的價值一起轉移給產品;與此同時,勞動力的使用過程就是勞動,能夠創造新價值。因此,這時商品生產中有三部價值運動:一是生產資料價值轉移,二是勞動力價值轉移,三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發揮作用從而形成新價值。由于新價值的形成,產品價值超過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價值,超過部分即為剩余價值。例如,某企業在一定時期投資800萬元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價值分別為500萬元和300萬元,把二者結合起來全部正常消耗掉,生產出一定數量的某種商品,生產資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轉移給產品,活勞動創造200萬元新價值;全部商品的價值應該等于生產資料轉移價值500萬元加勞動力轉移價值300萬元,再加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200萬元,總共是1000萬元,剩余價值為200萬元。生產資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轉移給產品在企業成本管理中就是把購買二者所支付的貨幣額計入生產成本,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則形成利潤。從價值實體看,勞動力價值轉移給產品,就是把生產勞動力所消耗的勞動時間,計為用勞動力生產其他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就像把生產機器所消耗的勞動時間計為用它生產其他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一樣。區別在于,機器只是通過使用和磨損而轉移價值,不創造新價值;勞動力在使用中一方面轉移自身價值,另一方面創造新價值。這是因為,勞動力在自身生產中消耗勞動時間,在自身使用中又提供勞動時間,這兩部分勞動時間都是用勞動力生產其他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組成部分。

  用政治經濟學的傳統觀點來分析,在上面的例子中,生產資料價值500萬元轉移給產品,勞動力價值300萬元不轉移;假如活勞動只創造200萬元新價值,加上生產資料轉移價值500萬元,總價值只有700萬元,還沒有剩余價值;企業必須延長勞動時間,直到創造出更多新價值比如350萬元,才產生50萬元剩余價值。如果勞動力沒有商品化,因而沒有其價值轉移,這種分析倒是可以解釋某些剩余價值生產情況。例如,封建社會的佃農租用地主的土地,把生產的糧食全部賣出后,一部分收入留給自己維持生活,另一部分收入作為地租交給地主,地租可以說是這樣生產的剩余價值。這里不存在勞動力商品化,但是地租屬于剩余價值。與此不同,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生產以勞動力商品化為前提,因此必須研究基于勞動力價值轉移的剩余價值生產。

 ?。ㄈ┳時局饕灝韉拿孛?/p>

  傳統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在于資本家獨占和控制生產資料,進而無償占有了工人勞動創造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新價值。撇開生產資料價值轉移不說,假設資本家付給工人2000元工資,同勞動力價值相等;工人給資本家創造3500元新價值,其中2000元補償預付工資,另外1500元是剩余價值。如果說資本家用2000元換得工人勞動創造的3500元,那就是不等價交換。這里的剩余價值生產被置于不等價交換基礎之上,忽略了勞動力價值轉移,并沒有徹底揭露資本主義剝削。實際上,交換發生在工資和勞動力之間,工資價值2000元等于勞動力價值2000元,這是兩部分價值的等價交換。勞動力價值2000元應當轉移給產品,加上新價值3500元,總共是5500元,剩余價值是3500元。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力充分商品化,剝削方式和程度都與以往社會不同。資產者占有生產資料,通過交換又占有勞動力,最終占有勞動力在使用中創造的新價值。勞動者通過交換得到工資,在一定時間內把勞動力的使用權讓渡給資產者,后者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生產出新產品,這兩種生產要素分別把各自的價值轉移給產品,其中生產資料轉移價值補償預付不變資本,勞動力轉移價值補償預付可變資本,新價值作為產品價值超過預付資本價值所形成的余額就是剩余價值。資產者向勞動者支付工資而獲得勞動力使用權,新價值是資產者使用他所購買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產物,因此歸他所有。資產者在不違反等價交換原則的條件下占有新價值,這就是勞動力商品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

  四、國民經濟三大部類結構變化和協調發展

 ?。ㄒ唬┪侍?/p>

  國民經濟部類結構和協調發展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把物質資料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是生產資料生產,第二部類是消費資料生產。[14]這一劃分揭示了物質資料生產的基本結構,留有一定的拓展空間。實際上,兩大部類劃分基于嚴格的假設條件,隱含存在其他部類。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兩大部類之間、各部類內部不同行業之間必須按一定比例進行交換,不論是兩大部類的產品,還是各部類不同行業的產品,都需要交通運輸服務才能進行交換,這意味著在兩大部類之外存在交通運輸部門。此外,提供交換服務的商業和金融等行業也存在于兩大部類之外。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現代國民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總產品除了物質資料之外,知識、勞動力(技能)和服務等非物質資料的比重日益增大。能否在堅持和繼承馬克思的兩大部類劃分的前提下,把非物質資料及其生產列為第三部類,同兩大部類一起并稱三大部類?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三大部類結構變化和協調發展問題理應成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創新點。

  國內外有些專家研究了三大部類劃分問題,尚未形成一致看法。[15]由于兩大部類劃分不能全面反映現代經濟結構,目前國內外經濟文獻很少運用兩大部類理論。如果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人不想看到兩大部類理論被冷落乃至被淘汰,那就應當將其擴展為三大部類并進行創新研究。

 ?。ǘ┤蟛坷嗖齬浪愫徒峁狗治齜椒?/p>

  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沒有統計三大部類產出,但是核算結果肯定或默認三大部類的勞動都創造價值,可以采用一定方法來估算三大部類產出。第三部類的勞動涉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復雜關系,有些勞動是否創造價值在學術上還存在爭論。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第三部類有些勞動不直接參加商品生產和交換,因而不形成商品價值,但是這不影響三大部類劃分。

  國內生產凈值能夠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總成果,國內生產總值是其近似值,運用支出法和生產法核算結果可以估算三大部類產出。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由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和凈出口等項目構成。其中資本形成總額分為固定資本形成和存貨變動兩個項目,大部分是生產資料,但是固定資本形成中包括民用住宅和知識產權產品價值。民用住宅屬于第二部類產品,知識產權產品總體上是第三部類產品。固定資本形成減去住宅投資和知識產權產品價值,加存貨和凈出口中的生產資料價值,就是第一部類產出。最終消費支出主要是第二部類產品即消費資料,同時也包含少量第三部類的服務,從最終消費支出中扣除第三部類的服務,再加上凈出口中的消費資料,就是第二部類的產出。用國內生產總值減去第一二部類產出,剩余部分就是第三部類產出。按照現行產業分類,第三部類與第三產業的行業構成大同小異,從第三產業產出中扣除某些屬于第二部類的產品價值,加上應當屬于第三部類的產品價值,也可以得到第三部類產出。兩種估算結果可以相互印證。三大部類結構可以從勞動和價值兩方面分析:三大部類勞動量分別占社會勞動總量的比例、三大部類產出分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反映三大部類結構的兩種指標,據此可以分析三大部類結構變化。

 ?。ㄈ┤蟛坷嗟男緯衫?、演化規律和再生產條件

  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三大類產品:一是需要吃穿住行用等消費資料;二是需要工具、能源和原材料等生產資料;三是需要知識、技能和各種服務等非物質資料。原始人學會制造工具是第一部類的萌芽,利用這些工具去采集和狩獵是第二部類的生產活動。在原始社會后期出現金屬工具后,由采集和狩獵經濟發展到農耕經濟,第一二部類初步形成。第三部類從新石器后期開始萌芽和生長,到奴隸社會的一些古代文明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初步形成。知識生產、技能培訓等行業的產業化較晚,直到資本主義社會才形成比較完整的第三部類。

  研究表明,近代以來各國三大部類結構演化具有一定的規律性:第一部類占比從工業化前期到中期逐步上升,從工業化后期到后工業化時期逐步下降;第二部類占比在波動中逐步下降;第三部類占比在波動中逐步上升,最終超過第一二部類占比之和。三大部類比例差異在工業化進程中逐步縮小,到工業化中后期趨近和交匯,后工業化時期擴大。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進步引起三大部類結構演化的必然趨勢。1840-2010年170年間,美國社會總生產中第一部類占比經歷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1840年為17.23%,1920年上升為28%,2010年下降為13.08%;第二部類占比在波動中逐步下降,1840年為68.45%,2010年下降為32.74%;第三部類占比在波動中逐步上升,1840年為14.32%,2010年上升為54.18%。英國法國等國家三大部類結構具有與美國相似的變化趨勢。[16]

  同兩大部類相比,三大部類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條件較為復雜。簡單再生產的基本條件是:三大部類產品適應市場需求,能夠按照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進行交換;三大部類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三大部類內部各行業保持適當的比例。這些條件對擴大再生產同樣具有約束力。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市場需求擴大:只有生產資料、消費資料和非物質資料的需求擴大了,才有必要擴大三大部類生產。三大部類擴大再生產的另一個基本條件是勞動質量提高或數量增加、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這些條件可以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加以分析和說明。

 ?。ㄋ模┲泄蟛坷嘟峁寡莼托鞣⒄刮侍?/p>

  1952-2014期間,中國第一部類占國民經濟比例在波動中經上升后又逐步下降,1952年為25.64%,1980年上升到39.58%,2014年下降為30.21%;第二部類占比從1952年的51.30%在波動中大幅下降為2014年的29.44%;第三部類占比從1952年的23.06%在波動中大幅上升為2014年的40.35%。最近幾年中國三大部類結構如何變化,需要進一步研究。

  三大部類結構是國民經濟的一種重要結構,這種結構是否合理,直接影響經濟質量和效益。目前中國處于工業化后期,要實現三大部類按比例協調發展,關鍵在于三點:一是使三大部類結構同人民需要結構相適應;二是使三大部類相互促進;三是優化各部類內部結構。深入研究三大部類結構變化和協調發展規律,有助于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促進三大部類平衡而充分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利潤率非平均化

 ?。ㄒ唬┪侍?/p>

  斯密和李嘉圖等人通過觀察近代早期商品生產和投資活動,形成了利潤率平均化思想,認為投資者總是追求更高的利潤率,把資本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抽出,投入利潤率高的部門,最終使不同部門的利潤率相等。馬克思繼承了這一思想,并通過對假設數據的分析,進一步論證了利潤率平均化,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價值轉型理論。[17]據此,國內各種版本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都通過簡單的邏輯推理,沒有提供任何部門利潤率的統計資料,就斷定利潤率平均化是一個規律。其實,各部門利潤率究竟是平均還是非平均,可以用統計資料來說明。近代英國和美國的歷史資料顯示,不同部門的利潤率并不平均,也不保持固定比例;現代世界主要國家不同部門的利潤率更是差別很大。[18]

  深入分析表明,各部門利潤率受多種作用方向和力度不同的因素影響:有些因素縮小利潤率差異,引起利潤率發生平均化變動;有些因素擴大利潤率差異,引起利潤率發生非平均化變動。這兩種因素的作用方向相反,部分抵消。其中擴大利潤率差異的因素作用更強,使得各部門利潤率不平均成為常態,有些年份差異還會擴大。等量資本投入不同部門或行業、地區和企業,通常不能獲得等量利潤。從表面上看,利潤率平均化和非平均化似乎相互矛盾,實際上這是不同因素影響勞動價值及其結構變化的兩種方向相反的變化趨勢。

 ?。ǘ┎煌棵諾睦投芴逯柿?、效率和成本差異

  利潤是產品銷售收入超過成本的部分,來源于剩余價值。利潤率可以用資本利潤率、成本利潤率、產值或銷售收入利潤率等指標來考核,這些價值指標反映資源利用效率和經濟效益。從價值實體來看,利潤率高低歸根到底取決于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利用效率以及由此形成的價值比例。不同部門的勞動力素質、技術和管理水平有差異,勞動質量、效率和成本水平也不同:有些部門注重創新,努力改進技術和管理,通過不斷提高勞動質量和效率來增加總收入并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提高利潤率;有些部門缺乏創新,技術和管理落后,勞動質量和效率以及由此決定的利潤率較低。當資本從后一類部門抽出并投入前一類部門后,如果前一類部門注入新的資本后更加注重創新,進一步改進技術和管理,使原有產品升級換代和開發新產品,不斷開拓市場,利潤率就可能進一步提高;后一類部門資本流出后,如果只是減少供給,沒有改進技術和管理,成本不變或者上升,利潤率不一定上升。這樣兩類部門的利潤率差距非但不會縮小,反而可能進一步拉大,因而不能實現平均化。

 ?。ㄈ┎煌棵諾納時咀ㄒ禱緯賞順齪徒胝習?/p>

  在經濟活動中,不同部門的利潤率高低差異的確會引起資本跨部門流動。證券市場上的貨幣資本和股份轉移比較自由,通常不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但是由于實體經濟中不同部門的利潤率存在差異,即使資本通過證券市場在不同部門之間經常流動,所得回報率依然有很大差異。要縮小各產業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差異,單靠貨幣資本和股份的轉移是不夠的,最終必須有生產資本的調整和轉移。早在近代社會,生產資本就有一定的專業化;現代社會的生產資本專業化達到很高水平,表現為各部門高度專業化的設備、技術和人才,其跨部門轉移存在不少障礙和風險。對于已經形成的產能來說,企業轉產往往需要付出較高成本,花費較長時間,承擔較大風險。一般競爭性行業都有眾多企業,當某些行業的產能和供給同需求相比顯得過剩時,的確會有一些企業退出,包括部分企業破產倒閉;但是有些企業不選擇退出,而是通過改進技術和管理來提高產品質量,并采取降低價格等多種手段來促進銷售。這些競爭性行業往往有多家實力相當的企業,它們在行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競爭更加激烈,結果使得行業利潤率不能上升,而是在低利潤率狀態下維持生存。有些行業的利潤率較高,可以吸引投資,但是建設新企業需要時間,難免受到專業技術、設備和人才的制約;原有企業則面臨兩種選擇:究竟是保持現有資本規模以維持高利潤率,還是擴大資本規模從而降低利潤率?如果后一種選擇不能帶來更多的利潤,那就不能為企業接受。當然,總有部分資本能夠轉移,這對降低利潤率的作用是有限的。

 ?。ㄋ模┬棖蟊浠托畔⒉煌耆撓跋?/p>

  各部門或行業利潤率變化取決于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因素。資本跨部門轉移主要是通過增加和減少不同部門的供給來影響利潤率,這種作用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被需求變化所抵消。從理論上講,把資本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抽出,引起這些部門的供給減少,產品價格在需求不變時就會上升,由此引起利潤率上升;把這些資本投入利潤率高的部門,使其供給增加,產品價格在需求不變時就會下降,由此引起利潤率下降,結果可能縮小行業之間的利潤率差異。出現這種結果的假設前提是,需求不變或需求變化對價格的影響不抵消資本轉移和供給變化對價格的影響。實際上,在資本轉移和供給變化過程中,需求通常也會發生變化,或多或少抵消供給變化的作用。有些部門利潤率較低,資本流出后引起供給減少,同時需求也減少,部分乃至全部抵消資本流出對減少供給和提高價格的作用,不能相應提高利潤率;還有些部門利潤率較高,資本流入后引起供給增加,同時需求也增加,引起價格不變甚至上漲,利潤率不變甚至提高。在這種情況下,部門之間利潤率差異不會縮小,因而不能實現平均化。市場需求變化有其自身規律,同產品質量和品種密切相關。一般來說,當生產某種產品獲得較高的利潤率時,的確會引起資本增加和供給擴大,直至使需求得到充分滿足,此時繼續增加這種產品的產量就會造成供過于求而引起利潤率下降。但是企業通常不是始終一成不變地生產原來的產品,而會開發適銷對路的新產品,包括改進原有產品的功能、款式等,并采取一定的手段刺激需求。這樣,原來的產品價格下降乃至被淘汰,但是新產品贏得旺盛的需求而維持較高的價格,從而長期保持較高的行業利潤率。

  各種利益主體在追求更高利潤率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有關信息往往不夠全面和及時,有時出現信息失真、過時等問題。這樣就難以準確了解不同部門的利潤率差異,因而難以有效控制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本轉移,存在盲目流動的情況,結果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由于資本盲目轉移而發生無規律變化。

  以上因素存在于近代和現代市場經濟中,這意味著利潤率非平均化是存在于市場經濟發展各個階段的趨勢。這種趨勢的普遍性還可以用世界主要國家的統計資料進一步加以證實。如果各國統計資料顯示近代和現代各部門利潤率的確不平均,那就不存在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規律,也就不存在所謂價值規律與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矛盾??蒲鮮獨舐史瞧驕?,對解決政治經濟學中的一些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具有顛覆性創新意義。

  參考文獻

  [1]佩第經濟著作選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48.

  [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26-32.

  [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401.

  [5]保羅·薩繆爾森 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上)[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1287-1292.

  [6]米克.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43-243.

  [7]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40-74.

  [8]李翀.價值和價格論[M].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74-116.

  [9]白暴力.價值與價格理論[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23-47.

  [10]程恩富 汪桂進 朱奎.勞動創造價值的規范與實證研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196-205.

  [11]左大培.重新理解勞動價值論[J].社會科學戰線,2002,(6),2003(1).

  [12]鄭志國.基于勞動價值論的國民經濟核算[J].江漢論壇,2014,(1).

  [13]吳樹青.政治經濟學[M].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115.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9.

  [15]鄭志國.社會生產三大部類劃分與經濟結構調整[J].當代經濟研究,2013,(10).

  [16]鄭志國.國民經濟三大部類結構演化規律[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2).

  [17]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73-192.

  [18]鄭志國.利潤率非平均化[J].當代經濟研究,2004,(11).

(作者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廣東行政學院 信息網絡中心 版權所有

地址:廣東省廣州市建設大馬路3號 郵編:510053 E-mail:[email protected] 粵ICP備05013144號

{ganrao} 中科匯聯承辦,easysite內容管理系統,portal門戶,輿情監測,搜索引擎,政府門戶,信息公開,電子政務